西方宏观经济学是短期的静态分析，而实际经济是动态的长期过程。
如何认识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主张的局限性1
现代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全面，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主张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西方经济政策，以期从中得到启示。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经济政策主张存在的局限性，只有真正了解和认识这些局限性，才能更好地应对经济运行中遇到的问题。
一， 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主张局限性之一： 假设理性经济人
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用来描述一个自利的、理性的、面对有限的选择资源能够做出最优选择的人。在理论上，我们假定经济主体（个人、企业、政府）都是理性的，其行为基于理性的分析和最大化利益。但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经济主体的行为都受到各种形式的束缚和不完整信息的限制，其决策也必然存在局限性。
二，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主张局限性之二：忽略了制度面
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忽略了制度面的分析，将其看作是不重要的附属内容，以至于无法完整地解释社会和经济规律。然而，制度由法律、规则、价值观、信仰、习惯和文化等组成，这些元素共同规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我们不能忽略制度，否则无法理解和分析经济现象。例如，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率最高的机制。但在实际运用中，政府的相关政策和制度环境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有重要影响，严重的制度缺陷直接妨碍了市场机制的运转。
三， 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主张局限性之三：更多地从西方的视角出发
西方经济学主要发展于西方地区，通常从西方的视角出发解释全球经济问题。这种观点的确在许多方面有价值，但也存在局限性。一个显著的问题是，西方的发展历程和地位在国际关系中具有特殊性，这就导致现有的理论框架无法完全适用于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国家。因此，我们应该有一种适合国情的经济理论框架，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四，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主张局限性之四：短期主义和计算误差
西方经济学具有明显的短期主义倾向，通常侧重于通过短期经济决策来快速刺激经济增长，而很少考虑长期稳定发展的问题。同时，计算误差也是非常普遍的，由于经济领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计算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误差可以在政策实施中导致严重后果，例如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等问题。
如何认识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主张的局限性2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
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
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
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
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如何认识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主张的局限性3
首先，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强货币流通性。增加货币供应量是从加大政府收入做起的。1998年，全国各地的税务局门前冷落，百万税收大军散落街头小巷，与各色人等一笔笔清算陈年旧账，年底清算增收1560亿元。
打击进口走私，进口环节的税收增加了700多亿。其次中央政府以国债的形式向民间飞快地借了2000多亿元。为了加强货币流通性，一年期居民储蓄利率从1997年10月23日的5.67%通过6次调整降至2002年2月21日的1.98%，一年期金融机构基准贷款利率从1997年10月23日的8.64%降至2002年2月21日的5.31%。
其次，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就是做将之前多收回的税收和借来的国债花出去的工作。共和国的交通规划版图上增加了之前想修而又没有资金修的铁路和高速公路。然而突然暴富的交通部却是愁眉不展，当年10月，时任部长的黄镇东召集各路人马，号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把全年1800亿的投资花出去。
最后，政府通过医疗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一系列刺激消费的举措鼓励民众把钱花出去。虽然医疗改革与教育改革的对与错需要等待更多时间的检验，但是年底结算1998年国家的GDP艰难的实现了7.8%的增长率，基本达到年初制定的目标。以朱镕基的话说“这7.8%的增长率来之不易”。
中国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总结。第一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在包括汇率体制、国有企业、税制等方面都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改革，从而加强了微观市场主体的灵活度与抗风险能力。其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相对灵活度(与印度、东欧等国相比)，这使得我们的企业相对进退自如，调整速度、反映速度比较快。这是所有抗击金融危机的措施之中最根本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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