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不少与如何跟孩子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的活动吸引了家长们的眼球。
吸引眼球的活动背后，折射的是对家庭教育的反思。在物质丰富的年代，在工作快节奏的城市，父母们是否容易将对孩子的爱用物质来弥补？对于巨大的外来务工群体来说，乡愁的另一头牵着的是同样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在这个孩子的节日面前，与文艺汇演、物质补偿等相比，如何满足家庭教育最本质、朴素的需求，关注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生存现状，显然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接不过来的孩子
85后曹芸的女儿5岁了，在深圳呆了四五年的曹芸把孩子交给在老家的孩子外公外婆带。谈起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曹芸表示自己没时间回去，“外公外婆通常会买点东西给孩子，孩子就读的幼儿园会组织表演节目，到时我会打个电话回去”。
一周打两三次电话回老家的曹芸坦言，尽管孩子在自己回家时会比较黏她，但在电话中，孩子对在深圳的妈妈表现得并不亲热。对于距离造成的亲子关系疏离，曹芸很是无奈，对于未来打算，曹芸很茫然，“我们夫妻俩加起来每月5000多元，光生活费就要花掉2000多元，如果孩子过来了，吃、喝、上学等一个月可能要多出两三千元，而且学校也不好找，工厂离住的地方也很远，离企业近的房子，房租贵。再说，来了也没办法好好照顾孩子。”
跟对未来规划茫然的曹芸比，30多岁的李丽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的已经14岁，小的也有13岁了。由于夫妻俩一直在深圳务工，孩子只能交给老家的孩子爷爷奶奶带。
往年的“六一”儿童节，李丽都要给孩子买礼物，尽管孩子现在大一些了，这个习惯也保留了下来。她刚给孩子每人买了3套衣服，给儿子买了鞋子，给女儿买了钟爱的芭比娃娃，加上快递费，花了600多元，“确实没时间陪他们，买多点东西补偿他们”。
孩子在老家，李丽觉得吃好、穿好、学习好就可以了，这也成了她每次给孩子打电话的主题。对于把孩子接过来的好处，李丽觉得除了能缓解自己的思念之情外，就是孩子能吃穿更精细一些，对孩子的学习监管力度更大一些。“唉，没办法啦。在家里读书不要钱，吃饭在学校免费。老人家70多岁了，不愿意跟过来，说不习惯。”在生产一线工作的李丽两口子每个月拿到手的大约七八千元，两个人在厂里吃饭，每个月省吃俭用，能存5000多元。
小女儿想妈妈的时候会跟妈妈撒娇，说要到深圳跟父母在一起，心痛孩子的李丽也很想把孩子接过来，但却拗不过老公，“老公说过来租房贵，开支大，每个学期还要3000多元学费，两个孩子就要6000多元，深圳车多不安全，每天上下班也没有时间接送他们。孩子在老家，每个月寄700多元就可以了。”
末了，李丽深叹一口气，“现在多存点钱，过两年我先回去，老公在外面挣钱养家。孩子在家没人管怕学坏，我们那儿有些女孩很早就被撺掇着辍学，然后很早就结婚生孩子了。”
跟曹芸、李丽两位从事普通流水线工作的母亲相比，在一家企业从事会计工作的袁小姐对孩子在身边对于亲子关系的改善有明确的认识。她把在老家两岁多的孩子接了过来。“隔代教育对孩子的成长不利，爷爷奶奶带得很精心，但是更多关注的是孩子的健康问题，性格养成上相对较弱，娇惯下孩子脾气比较不好，而且农村的教育环境也跟深圳不一样。”
袁小姐尽管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对于如何操作还并不十分清楚，“比较头痛，要靠自己学。”袁小姐十分关注身边朋友对孩子的教育，“我一个朋友，从小就训练孩子坐在BB凳上吃饭，从小讲亲子绘本，现在孩子非常喜欢读书。我也希望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但放在老家，根本没办法做这些。”
部分家长对家庭教育的无视与误读
这些形形色色的务工者对家庭教育的态度，让孟宏觉得十分值得研究。作为深圳市妇女教育讲师团和宝安区妇女教育讲师团成员，孟宏受宝安区妇联的委托，正在做一个关于宝安区劳务工家庭教育的调研。
孟宏介绍，随机抽样做的20多个个案中，以90后、80后偏多，不少被抽样者对孩子的要求还仅仅停留在吃饱穿暖的物质层面，“这一部分群体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程度，只有一小半念了高中。一些留守儿童家长对于老人帮忙带孩子基本上还是满意的，能有个70分以上，通常会认为自己带孩子会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一些。”
与这一部分多在基层岗位的被调查者相比，孟宏发现企业管理人员情况要好很多。“这一部分群体对于家庭教育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有些出于各种原因，没办法把孩子接过来，不能对孩子进行理想的家庭教育，这也让这一部分家长特别纠结、焦虑。”
孟宏描述，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预期，在孩子身上看到的效果，与父母自己的教育水平三者之间形成一个有趣的关系。“做管理层的父母，对孩子的家庭教育预期高，但不代表一定能形成良性互动，过渡焦虑反而有可能形成反作用，让亲子关系趋于紧张。一线普通工人反倒对生活的满意度高。”
由于经常需要开展讲座培训等活动，光明新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周平原老师也屡屡看到一些家长对家庭教育的“无视”、“误读”。周平原认为，现在还存在一些家长认为教育孩子的责任应由学校承担的现象，“家长认为我交了学费，那孩子的事情都是学校的了。也有一些家长特别是民办学校家长，群体流动性大，家长的家庭教育意识也淡薄；也有一些家长比较极端，往往用打孩子代替所谓的家庭教育；也有的家长过度溺爱，往往用物质奖励来作为‘物质补偿’，但这代替不了亲情，也容易让孩子出现攀比心理。”
日常活动中，经常会遇到让周平原哭笑不得的家长。一次，一名孩子父亲匆匆赶来听报告，他告诉周平原，自己是开公司的，平常生意很忙，这些事情以往都是家中老人在打理，这次自己是“替”他们来的。“替”字让周平原十分感慨，也让他意识到在不少家庭中家庭教育缺失的严重性。
在讲课中，很多家长反映，为什么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很活跃，能和同学打成一片，但是到了家中就不怎么跟家长沟通。“沟通”是周平原给出的“药方”。他用学校中老师的教学态度、情商会影响学生的兴趣，进而影响到成绩来形容家庭中父母的教育情商重要性，“现在很多家长跟孩子谈心，一开口就是分数如何。在现有高考体制下，其实学习成绩也是综合素质的一部分，要求成绩好没有错，但是落点应该放在如何帮孩子找到合适的学习方法上，应该放在培养学习习惯上。”
关爱留守儿童是全社会的事
周平原认为，现有的家庭教育往往是通过学校这个窗口向家长们传递家庭教育的信息，而那些孩子留守在老家的务工家长群体，则缺乏这个渠道，家庭教育对于他们来说是一门“自修课”，“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会具有比较强的攻击性。社会在关爱留守儿童时，应该把对留守儿童的父母家庭教育认识、方法培养也提上日程。这是一个全社会的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家长群体等多方面协力才能做好。”
深圳东西方社工服务社官田社区服务中心主任、宝安石岩艾美特企业社工项目负责人付钱香也有相同感受，“中国人比较内敛，不太擅长表达情感，最严重的一点是用物质代替感情交流。很多家长认为，我不能陪在你身边，你要什么就给什么。”她鼓励家长把孩子接到身边，“深圳的学校普遍比较重视家校合作，通过学校的窗口也会传递一些家庭教育的观念。”
对于政企校及社会组织如何联合开展劳务工子女关爱，付钱香有不少心得。从2011年到艾美特后，她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开展对劳务工子女的关爱。近年来，艾美特针对劳务工子女的暑期夏令营越办越成熟，在劳务工中也越来越有知名度。
暑期夏令营中既有被家长们接过来过暑假的留守儿童，也有在深圳跟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付钱香很明显地感觉到两个群体的不一样。“由于学生才艺与特长培养成本高，劳务工子女或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因父母教育观念，或因农村教育落后等限制，多无法接受文化课程以外的才艺与特长培养，无法获得更为全面的教育和发展。很多留守孩子通常比较安静，表现出不自信甚至自卑，交流能力也没那么强。”
但正是这一群孩子，让付钱香感受到了内心的触动。她看到一个孩子在日记中写道：“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级大了，干活干不动了，希望你们能回来陪着我们，即使家里穷点也没关系，只要家人能在一起就好。”
由于距离，不了解父母的孩子有时难免叛逆。在暑期活动的参观父母工作场所环节，不少孩子受到了震动。一个孩子在观后感中感慨地写道：“爸爸工作很辛苦，我一定要节约用钱，一方面要努力学习，平时也要听话。”
家长们对于这种服务模式显然是满意的。“服务结束后，不断有家长（员工)前来询问明年是否开展暑期服务，若开展就仍接小孩过来，不开展的话就不把小孩接过来，演讲与主持班培养的学生回到学校后，有的担任学校晚会主持，这说明服务对于培养服务对象兴趣特长、缓解留守儿童二次留守和家长照顾等方面效果不错。”付钱香说。
对于家长们的期待，付钱香还记得，在去年母亲节的一次谈体会活动中，母亲们把自己的育儿经验分享交流，很多母亲表示并不期望孩子能大富大贵，平平安安就好。“留守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童年非常重要，亲子经历会影响孩子一生，我们通常建议家长们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接过来。”
付钱香和同事们计划今年过年前给要回老家的留守儿童家长做一次培训，“当留守儿童父母回到家时，如何与自己的孩子有效沟通很重要。对于刚开始几天该如何沟通、临别前几天又该如何沟通，我们要对家长做一些具体的指导。”
“要进行资源的整合，最重要的是和企业密切合作及沟通，除了企业内部资源，政府、社区还有许多送服务到企业的项目，也可以合理地运用，作为工作人员，也需要敏感地察觉到行业多领域的资源。还要整合街道团委、街道义工服务中心及其整合的高校义工资源等，只有整合资源，才能让服务更多元和深入，让员工和服务对象更满意。”付钱香说。
个案
母亲的家书
70后贺晓玲写得一手好字，从孩子上初二开始，她就坚持每个学期给孩子写两三封信。正是这一年，孩子从深圳回到了内地，开始了独立的寄宿生活。
一封封字迹秀丽的家书承载了拳拳慈母之心，落笔时的慎重也减少了电话交流时脱口而出的矛盾因子。在文中，贺晓玲会细分为尊重老师、用心学习、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饮食等各方面。“一个学期也不会写多，两三封，不能太多，不然会起反作用。”
用这种特殊家庭教育方式的贺晓玲是70后，从事人力资源。现在孩子17岁了，在老家就读高二，上的是寄宿学校，放假的时候会到亲戚家住两天，独立性很强是不少人对这个孩子的看法。
为了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回去后能独立生活，贺晓玲和丈夫煞费苦心。贺晓玲的儿子当时在老家由爷爷奶奶带过一段时间，而隔代教育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快要上小学之前，爷爷奶奶还在喂饭”。
对于儿子的自主性忧心不已的贺晓玲把孩子接过来，从一年级开始跟随他们在深圳，直到初中二年级才将孩子送回去。“没办法，必须面对异地高考的问题，老家的教育也还可以。”洗衣、做饭、一个人做计划出行；小学一年级开始，还不太会说普通话的孩子要步行十多分钟自己去上学……贺晓玲和老公想尽办法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性，测试了很多次才敢把孩子送回去。
解决了孩子的自主生存问题，孩子也到了青春叛逆期。“父母不在身边，孩子的思想动向也难以掌握。刚开始会通过打电话来交流，有些话说多了几次后，孩子不愿意听，家长孩子之间就容易起冲突。”贺晓玲坦言自己也遭遇过家庭教育的“沟通”障碍，后来想出用写信代替电话说教的方法。
在信息快速消费时代，动动手指头就能听到对方声音，什么事都是用发微信、发短信代替的年代，一封手写的家书带来的作用是明显的。班上独一无二的家书，妈妈一笔娟秀的字迹，让儿子在同学中觉得颇有“面子”。开心的儿子在电话中会问妈妈的字是怎么练的。对于妈妈的家书，贺晓玲的儿子都珍藏起来，妈妈讲的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儿子也记在了心里。
放下家长架子的妈妈，和儿子成为了什么话都可以谈的朋友。贺晓玲笑言，自己有时会跟儿子讨论起早恋的问题，“孩子进入青春期，自然会产生对异性的好感。我跟儿子说，妈妈不是反对你早恋。有时我还会问他有没有喜欢的女生，人家有没有优点。但是要引导他，提醒他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有时贺晓玲也会找孩子钦佩的事业成功的舅舅、表叔等长辈去学校看看孩子，“让他身边有榜样，有动力。”
高考后自考了成人大专的贺晓玲，在家庭教育上也注重学习，经常会找一些有关青少年教育、心理方面的书看，也注重让孩子正视自己的家庭环境，“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有时会回去看孩子爷爷奶奶。”让贺晓玲欣慰的是，孩子跟爷爷奶奶的关系很好。“在物质上该有的也不会缺少，比如手机是必需品，但不会是名牌，有基本功能就好了。”
深谙“堵不如疏”的贺晓玲最大的希望是孩子能够健康安全成长，“至于未来他的发展则不是父母能够掌控的了。父母能做的是尽量培养他的良好习惯，让他做个有责任心的人。”她强调，即使孩子不在身边，家长也要注意与学校教育的互动，“不能把孩子放到学校后就不管了，作为家长，一定要密切与学校老师的联系，这样有利于掌握孩子的学习思想动态，对自己的家庭教育方法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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